《人物》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访谈

人物：今年正值南开学校100周年和南开大学85周年华诞，而您1959年就考入南开大学，1995年起担任南开大学第六任校长，能谈谈您与南开的这段情缘吗？ 　　侯自新：今年5月，为了庆祝天津南开中学100年和南开大学85年诞辰，我们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了大型展览——“百年南开”，将整个南开的历史、发展、现状和蓝图作为一个整体展示给了世人。多位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展览，并对南开学校在中国近当代史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当然，作为南开大学的校长，我有一种特殊的感触，可以这么说，我是南开学校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已经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地奉献给了“南开”这两个字。 　　至于说到我与南开的情缘，我想应该分为三个生命段落： 　　我是1959年从耀华中学考上南开大学数学系的，1964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又有幸考上了研究生。为什么说有幸呢？因为当时南开大学全校文理科加在一起只有二十几个研究生，只占到本科生数量的百分之一二。我本想在自己酷爱的数学专业上有一番作为，可是，研究生只念了不到两年就赶上“文革”了。当时国家提倡的口号是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的“四个面向”，于是，经历了一番运动后，从1968年到1979年，我被分到天津郊区的一个普通中学，当了11年的中学教师。这个阶段我无法再继续自己的学业，不是不想搞，而是没有环境和条件搞。虽然曾偷偷进行过一些课题研究，但大都是断断续续的，不成系统。但是这11年却使我更多地接触到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百姓的生活和他们子女的教育状况。我当时所在的学校周围主要聚集的是下层市民和产业工人，他们的生存和教育状况给我上了人生中很重要的一课。我想，作为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往往对社会缺乏基本的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一个人今后更好地融入社会。而我呢，刚走出校门就踏进社会底层，这不但为我的进一步成熟和以后这些年来的发展做了很好的社会经验的铺垫，而且使我今后做任何事都会从最底层、最基础的层面做起，时时考虑到社会的需要。这是我人生三个主要段落的第一段。 　　1979年，南开大学的教学科研秩序正在恢复之中，很多老领导感到学校要想重新发展起来首先要依靠人才。于是，吴大任先生和胡国定先生提出，要把“文革”前学校的研究生从社会上找回来支持学校的发展。于是，我被南开找了回来，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二个段落。我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要把中断了十几年的业务重新捡起来，从事教学研究。学校对我非常重视，第一年就将数学系本科生的基础课交给了我。基础的东西往往是最本质的东西，因此只有站在更高的平台上才能真正看清最本质的东西。陈省身先生90岁了还给学生讲基础课。杨振宁先生回国后分别在北大和清华开设物理学的基础课，这都说明学校和学者对基础课的重视。我当时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是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很快在教学上成长起来。那时我还面临着科研上的压力，我的导师是严志达院士，他是我们国家重量级的数学专家之一，他所创建的方法在国际领域被称为“严方法”。我的研究领域叫李群，是比较前沿的，兼具代数、几何与拓扑学的概念，是数学内部的一个交叉学科。但遗憾的是，在这个研究领域我最终也没有超过自己的老师。 　　1995年我做校长以后进入我生命的第三个段落。这段生涯与以前完全不同了，但是与前面两个阶段的铺垫和积累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人生的三个段落虽然起承转合，但都与南开息息相关。我是南开的一部分，而南开，是我的全部。 　　人物：南开大学名师荟萃，您自己曾经是南开的学生，现在又是南开的名师，能谈谈在您的学术道路上师长们的作用吗？ 　　侯自新：在南开有两位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他们是陈省身先生和严志达先生。陈先生从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刚刚解冻就回国访问。80年代，陈先生做了几件很重要的事：一是在国内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沟通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二是建立了南开大学南开数学研究所，得到了中央领导的直接支持；三是送很多学生到国外深造，为我国后来的学术发展积累了必要的人才。他所做的一切对中国近年来数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很早就提出了“到21世纪中国应该成为数学大国并率先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口号，并为整个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战略目标。而我，从一开始就做陈先生的助手。我觉得，我从陈先生身上学到的东西不能简单地用潜移默化四个字来概括，他做人的性格魅力，做事的目标高远，处理问题的高屋建瓴，真正体现了大师的境界。陈先生特别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在国内受到陈先生的指点和支持，走上数学研究道路并做出一番成就的人有数百人之多。90年代他主持在香港设立的“求是青年科学家奖”数学奖的遴选，专门挑选年轻人作为培养对象，每年三个人选，到现在有二十几个人获得了这个奖。而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召开，国际数学联盟挑选了11个中国数学专家在大会上做45分钟的发言，其中年轻的科学家全部在陈先生支持的人选中，可见他挑选人才的独到与远见。像南开数学所现在的支柱，陈永川、张伟平等人当时都是陈先生送到国外去，又在国内成长起来的。 　　严志达先生虽然也是陈先生的学生，但两人风格迥然不同。他是那种执著于书斋里搞学问的人，在学术上敏锐，在名利上淡泊。严先生在学术上非常民主，从不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而且鼓励我们自己去思考。记得我曾经做过一篇论文，论文的题目是一位日本科学家村上信吾提出来的。村上信吾在讲课中讲到了这个问题的一些结果，当时我就发现有些不对头的地方，后来就从这个质疑开始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我“文革”后的第一篇论文。而这种质疑的精神就是严先生给我的。 　　人物：2002年在中国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曾委托您搜集一批关于数学发展与应用的材料，并在给您的回信中表示感谢，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侯自新：陈省身先生每次回国都受到江泽民同志的接见。1993年，江泽民主席在接见陈先生的时候，陈先生就提出要在21世纪初由中国主办一次国际数学家大会。中央很支持，认为这是中国数学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为了开好这个会，陈先生多次考虑请江泽民同志出席大会，因为从1897年在苏黎世召开第一届数学家大会开始，到我们主办的第24届大会之前，没有一个国家的总统和元首真正出席过。如果江泽民同志能出席大会，说明我们国家对数学发展的重视程度，这将是无与伦比的。其实江主席对数学很有兴趣而且很有研究。在一次接见之前，江泽民同志向我问及数学应用方面的事情，我同他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化学战争，比如燃烧弹出现了；“二战”则是物理战，比如原子弹出现了；而海湾战争便是数学战，因为当时科威特的石油资源被伊拉克占领之后，美国领导人不能确定如果伊拉克破坏了石油资源是否会造成全球性的、长期的污染。于是美国聘请数学家进行数学模型推演，推演的结果证明是区域性的、短暂的污染，而不是全球性的、长期的污染，所以美国才最终决定发动海湾战争。江泽民同志听后很有兴趣，希望我们能提供一些有关数学应用方面的资料。2000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会见陈省身先生及国际数学联盟领导人之后，又一次请我们提供有关数学发展及应用方面的资料。于是，我们先后两次认真组织资料报送给江泽民同志。江泽民同志收到资料后给我回了一封信，表示感谢。他在信中说：“数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不仅对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具有重大作用，而且对培养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也有好处。”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