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姿态与条形码

“北京刺客”在一家发廊的楼上，台阶蜿蜒，推门像是走进酒吧一角。整墙的文身图片、各类画报、缀满钢钉的T恤、潦草的英文单句，以及五六个闲在沙发里的朋克青年，让小屋逼仄、慵懒、烟气腾腾。杨鹏和于明雷是其中的年长者，前者清瘦白净，后者长发黝黑，两人坐在众人之中，气质却似有不同。他们是“北京刺客”的驻店文身师，也是老板。 　　杨鹏向我展示了一套画册《失落的文身艺术》，这是他在2001年编的，中国第一套。“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文身师都寄来了图片，大家有共同的追求。”归于杨鹏的“第一”还有几个:设立了国内首家文身网站，创办了首个文身传播公司，注册了国内第一个文身商标，甚至他是国内第一批专业文身师中的一个。“现状有点一言难尽，店开起来，做着自己喜欢的事，看到作品出来，心里很有满足感；但整个文身业的无序，让经营阻碍重重。”他却这么说。 　　杨鹏的生活轨迹可以用不安分来形容。大学毕业后去了机关，可一本德文版的文身画册《一千种文身》让他辞了职。“那是1998年，当时也厌倦机关生活，绚丽的文身正好契合了小时候的美术理想。”杨鹏说，眼镜后是不安分的眼神。他找的第一个合作者就是于明雷。于当时是个自由画家，“用身体做画布，这让我很兴奋。”于明雷这样回忆。他们的第一幅作品在美容院里完成，用的是文眉机。“很粗糙，当时感觉这样不行。”杨鹏说。之后是托人到国外购买专业文身机，练习文身技术，自己设计造型。经历了美容院、酒吧之后，2002年他们开起文身店“北京刺客”。“老于擅长日式文法，结合了素描和油画；我擅长线条画。口碑立了起来，来文身的人越来越多。”杨鹏一指旁边的于明雷，“但走过理想主义的初期，我们发现这一行并非就是在身体上绘画那么简单。” 　　2002年北京已经有20多家文身店，杨鹏认为交流与合作很重要。他建立起第一个民间的文身组织“中国文身联谊会”，定期聚会。形式随意，但章程严格。比如提倡一人一针，确保各项消毒卫生；提倡色料使用一次性；实行“三思确认服务制”，文前提醒顾客认真考虑等等。“但有些人有热情不会经营，生性自由不愿受约束。”杨鹏的语气有点无奈:“我没能力也不愿意去当个领导者，况且谁会听我的？”他还说，现在中国的文身师技术有了，却缺乏独特风格和创意，太依赖和模仿国外，状况如同中国的摇滚乐。这个新兴行业还有个问题:找不到主管部门。杨鹏说自己的文身店申请经营执照时，没有符合文身的行业，只好用注册商标的形式获取合法经营资格。“行业不规范，卫生、服务质量、税收一切一切，都混乱不堪。”于明雷更愿意谈论文身本身。“一次文一幅圣母玛利亚，前后共花了30个钟头。真是体力和智力的考验。但看到那幅画活起来，客人满意微笑，很开心。”他说来文身的客人一个月有几十人次，年龄在18～45之间，女性居多，歌手、演员，还有许多白领。“他们会自然谈起文身原由，年轻人往往因为跟随潮流；而上班族则有松弛压力、颠覆制约的用意；从事流行或创意工作的人，把文身作为认同时尚的标志。听多了会发现每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可以写部书了。”于明雷笑。他说曾有一个女子打算在胸前文个字，为了纪念早夭的孩子与爱情，他建议换成一幅刺穿的红心图案。“文身会让一个人脱胎换骨，可以纪念过去，但依然要面对新生活。人名不是合适的图案，抽象的图形既可以表达同样意思，又能在新生活面前不尴尬。”他们有几个原则:18岁以下不文；私密处不文；小臂不推荐文。 　　于明雷和杨鹏都没有文身。于说没遇到合适的图案与合适的时机:“文身是个性张扬的表现，但它与生命共存，跟随你直到死，要郑重。”杨鹏的理由却很奇特:“文身现在是另类，但多年后大家身上都有了各种色彩艳丽的文身后，我独没有，那时我就成了时尚和另类。”他的逻辑里，文身在中国最终会成为潮流。 (编辑者:小龙 )